袁长庚：大学老师，仍应相信一门课的力量
在今天这篇文章里，袁长庚结合过去二十年来作为学生和教师在大学里的个人经验，对学生们的诚挚发言做出了回应：大学是权力关系的预演平台吗？大学仍然是普通人阶层跃升的路径吗？困在系统中的老师，对学生负有责任吗？
以下是他的回应。
某著名刊物对大学生状态讨论的文章刊出之后，我和几位同在高校教书的朋友都在第一时间表达了不同意见，尤其对于某位学术前辈有些轻率的判断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批评。坦白讲，眼下的高等教育中累积了一系列的问题，而且其中一些问题的根源与高校关联不大，属于时代或宏观结构使然。在这样的前提下，揪住学生的状态不放（哪怕这是一个真问题），不知是天真还是罔顾房中大象。
此文所激起的讨论和反应其实有限，我们也并没有继续展开讨论。直至有一天，我在微信上看到有人转发几位在读本科生的反驳意见，才觉得为之一振。这篇发言汇总我看了两三遍，且转发到了自己的社交平台。我以为，这种来自于学生的声音实在宝贵，足可以作为一份重要的历史证言。假若后人想要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，我相信同学们的这份文本将会有重要意义。
青年志的朋友邀请我对同学们的意见做一回应。我将自己的想法略加整理，权且算是对学生们的一点微弱的支持。
老师变老板，
大学成了权力关系的预演平台
我记得二十年前，我读大学的时候，当时媒体和教育界经常质疑大学是“衙门”。所谓“衙门”的意思是，大学虽是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，但大大小小的主事者都是享有行政级别的官员。这样的批评和讨论在今天似乎已经销声匿迹，但我想问题本身并没有消失。
大学里做教师的同仁们，几乎没有人不曾受到过行政管理部门的为难，签字难、报账难、问题反馈难、权益维护难。这样的情况各个高校程度不一，但普遍存在。
按我的理解，同学们所谓“权力平台”，有两层含义。第一是时下高等教育对学生的管理，规章明确、原则清晰，大都是依据社会所认可的逻辑和原则制定。换言之，学校里管学生的原则，日渐和大厂管员工、单位管职员的逻辑没有区别。更有甚者，学校不比公司，多少还有些现代企业的弹性。学校里的“严格”是真“严格”，除了消极不配合之外，反抗或提出异议的代价巨大。无论什么时代，青年人对大学的想象总有一层浪漫滤镜（尤其考虑在我们这个社会，大学是靠十多年高压生活换回来的），这样的想象遭遇现实的铁板一块，很难不让人失望。
第二层含义是，眼下高校管理制度细化、下沉，行政、党团、学生自组织紧密配合。于是乎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连检查寝室的小学生干部都颐指气使、耀武扬威。各级组织、机构成为一些“有志于”权力游戏的人的练兵场，自然会层层加码，让一般学生难受。
今天中国高校最突出的现象是“科研热潮”，在学术 KPI 考核制度的助推下，实验室、研究所日夜不息、大干快上。规模扩大，自然需要更多的“劳动力”。于是所谓“本科生进实验室”就顺理成章成为新的“教育改革”。但在这种指针明确、压力重重的条件下，本科生进入所谓科研团队，大都没有什么自主成长的空间，研究生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所以这才有了“老师变老板”的现象。据我所知，很多“老板”管理之苛刻、言行之无度，远甚于社会上那些真正的老板。学生追求知识的梦想一旦幻灭，就能看清这其中的权力本质。
“阶层”与教育
中国人最近十年来意识有所觉醒的标志之一，是“阶层”开始成为一种流行的问题分析框架。谈“阶层”，实际上谈的是“阶层固化”。很多人不怕阶层，怕的是自己和自己的后人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我以前工作的学校，新落成的图书馆窗明几净，真是适合读书学习的地方。但图书馆大窗户正对的马路对面，是一处新开的楼盘。每当入夜，售楼处的灯牌亮起，“尊享豪宅，每平米仅售11万9千元”的字眼就成为一众学子们伏案苦读的背景板。我每次想到这样的对比，都觉得反讽，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，在今天做一个心无旁骛追求科学知识的人该有多难。
学生们并不傻，他们对自己未来踏入社会的收入水平不是毫无预判。他们知道自己无法“尊享”那种居住空间，除非狠心掏空爹妈一生积蓄。
我在大学教书，最大的感慨就是，课堂上真正出身于底层家庭的孩子凤毛麟角。这不是谁刻意设计的政策，而是社会发展的“自然”结果。网络上稍有质疑高考有效性的讨论，迅即有很多人跳出来大喊，“高考是普通人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，难道你想让我们变成美国，彻底断送了普通人进大学的机会吗”。美国是什么情况我不清楚，中国的现实是，在高考这条道路上取得优胜，已经不是个体努力就能实现。父母落脚的城市、购买力、教育观念，早早地就把孩子送进不同赛道。我读书的年代，很多落后地区的乡镇中学在应试方面的竞争力却不差。有心的读者不妨读一下北京大学林小英老师的研究著作《县中的孩子》，看看今天教育资源分配的差异已经到了什么程度，就能想象为什么一般人家的孩子很难在考试竞争中保持领先。
我想再次表明一个观点：学生们进入大学，不是傻乎乎的“一张白纸”，他们有这个时代的“基本常识”，他们眼里并不是看不见自己的家庭能够过什么样的生活。所以，焦虑也罢、失望也罢、愤懑也罢，别再动不动就说他们想不开。这个话尤其不应该由那些享受过年代红利的人说。
作为大学里的教育者，
应该做什么样的反思？
说一千道一万，归根结底四个字：尊重学生。
第一，所谓尊重，最起码应该理解，一个人的人生阶段，叠加上时代背景，这就是个体的基本处境。所以，我们不光要理解就业压力大、升学压力大，还要明白所有这些压力大，正在个体的哪一个人生阶段发生。年轻的特点就应该是“见识短浅”，他们没有理由自然而然地想通道理、放下执念。初生牛犊之所以不怕老虎，是因为经验里没有老虎撕碎同类的恐怖记忆，因此单纯、冲动。无需用我们这点儿有限的人生经验去批评指摘这种单纯和冲动。
第二，理解归理解，但不要乡愿，不要谄媚，不要觉得真正的尊重是跟学生一起玩儿梗，一起注水摸鱼。理解式的尊重就是，我们充分共情对方的处境，但不自恋般地停留于对这种困境的自我怜悯。相反，我们这些背负往圣先贤思想遗产的人，该鼓励他们，别轻易被那些不堪的东西胁迫、挤压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我们彼此搀扶着看看有没有冲破迷雾的可能。我们作为教育者，真正的义务不是取悦，而是陪伴，是让他们知道，无论是追求知识还是追求正义，老师都是同路人。
第三，别拿大环境作为自己怠惰的借口。相信一门课的力量。你在的学校不堪、院系不堪，都不是你跟着一起不堪的理由。我们至少可以做到，让学生在一门课上意识到知识可以是严肃的，做事可以是体面的，彼此的交流可以是真诚的。春蚕到死、蜡炬成灰是道德绑架，但不念PPT，认真地设计课程结构，选取课程材料，好好改作业答问题，都不是什么难事儿。也许学生们的最后一点信念，就是看到你还没有放弃，你还没有跟着一起糟蹋这个专业。
老师好好上一门课，
就是“不作恶”的开始
我读同学们的集体写作时，最受触动的地方是，有同学说他发现原来一个老师想要认认真真地做好上课的工作，居然要付出那样大的代价、背负外人难以想象的压力。
我想起自己刚做老师的时候，有一天下课和一位同学一起出门，他忽然跟我说，“老师你要好好保重啊，别光为了我们，一定要评上副教授啊！”
实话说，多年来，我从没有在一个领导那里听到过学生们发出的那样的感慨，没有见过他们像学生们一样有保护自己老师的冲动和意愿。
从某种程度上说，今天年轻的学生们在学校里所遭遇和感受到的一切，只是教师群体处境的镜像而已。学术GDP制度下对于教师的考核晋升，与学生们所面对的各种评优评奖、各种数目字管理一样，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。如果说学校对于学生的利益还稍有顾虑，那么教师则完全裸露在日光暴晒下的脆弱群体（当然，只限于基层教师，有头衔有资源的教师一直是各级管理机构的座上宾）。
因此，我部分同意如下结论：教师并不是学生的对立面，也不作为一个整体享受高校资源分配的红利，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收益群体。
但是，正如同学们在集体写作当中所反映的那样，一些教师以制度作为庇护，藏身在体系之后，心甘情愿、变本加厉地落实、放大结构之恶，甚至大行连制度也不会容忍的苟且之事。难道在同流合污和舍身成仁之间，没有任何中间地带，没有任何个体操守可以聊做抵抗的环节吗？
当然，面对这样的高等教育现状，我们已经听过足够多的坏消息和烂故事，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，就在同一片校园里，在同一种制度下，也存在相当一部分没有完全缴枪的人。他们的所作所为或许称不上惊天动地，只是好好上一门课，认认真真地改作业。他们可能和一般人一样怯懦，并不敢真正站在制度的对立面。但他们所做的一切，并不是为了讨好制度或为自己牟利，他们就是守着最后一点教师的本分而已。做教师并不只是每次课堂上讲完知识点，还包括日常互动的点点滴滴。相应的，制度也并不是铁板一块，再庞大的机器也会有各种缝隙。至少我们可以先从“不作恶”开始。
以上感想，算是对同学们诚挚发言的一点回应，还有很多不好说、不想说、不能说的话。作为一名教师，给不出什么神奇的建议，也没有安慰的良方。我期待同学们在这样一个信息获取相对便捷、思想碰撞日新月异的时代，放下幻想、丢掉崇拜，自己为自己铺一条知识的道路，动手动脚找东西，喂饱自己、关爱他人。
封面图片为电影《怪物》剧照